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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是不明白你剛才說的『可憐的人』指的是誰？」我問。

她看著我。

「當然是那個寫匿名信的女人。」

「我可不會把同情心浪費在她身上。」我冷冷地說。

鄧恩·卡爾斯羅普太太傾身向前，一隻手放在我的膝蓋上。

「你沒發現，也沒感覺到嗎？運用一下你的想像力。她得多麼的絕望、多麼不快樂，才會一個人會坐下來寫這樣的信啊。她該多麼孤獨，多麼與世隔絕。她的心被毒藥一遍遍地侵蝕，最終邪惡地找到了這種發洩方式。因此我才會覺得非常內疚。這個鎮上竟然有人如此不快樂，而我卻完全不知道。我應該知道的。我們不能干涉別人的行為——我從來不這麼做。可那種絕望的內心的痛苦，就像一條中毒的手臂，烏黑腫脹。如果能把整條胳膊割掉，毒液就會徹底驅除，不造成任何傷害。哦，可憐的靈魂，可憐的靈魂。」

她起身準備離開。

我並不同意她的看法。無論是誰寫了匿名信，我都對她毫無同情心。不過我還是好奇地問：「你是不是知道這個女人是誰，卡爾斯羅普太太？」

她用那雙困惑的眼睛看著我。

「我可以猜測一下，」她說，「但可能會猜錯，是不是？」

她迅速地往門外走，突然回過頭問：「告訴我，伯頓先生，你為什麼一直沒結婚？」

這個問題如果是其他人問，就顯得有點魯莽，但是從卡爾斯羅普太太嘴裡問出來，就讓你覺得她只是忽然想到了這個問題，並非常想知道答案。

「可以這麼說嗎，」我挖苦般地答道，「是因為我一直沒遇到合適的女人。」

「可以這麼解釋，」卡爾斯羅普太太說，「但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答案，因為顯然有很多男人都沒有娶到合適的女人。」

這次，她真的離開了。

喬安娜說：「你知道，我真的覺得她有點瘋狂，不過我喜歡她。村裡的人都怕她。」

「我也有點怕她。」

「因為你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是的，而她的猜測往往能蒙對。」

喬安娜慢慢地說：「你真的認為寫匿名信的人很不快樂嗎？」

「我不知道那個該死的巫婆是怎麼想或怎麼感受的！我根本不不關心這個問題，我只為她的受害者們難過。」

現在回想起來，有件事真是奇怪，我們當時猜測誰是那支「毒筆」的主人時，竟然忽略了最明顯的一個人。格里菲斯曾經說她可能會興高采烈；我覺得她可能會感到後悔；而卡爾斯羅普太太則認為她正經受著痛苦。

但我們恰恰忽略了最明顯、最無法迴避的一個反應——或者說是我沒有想到——那就是「恐懼」。

隨著辛明頓太太的死亡，那些匿名信已經成了另一種東西。我不知道法律上如何定義——我想辛明頓應該知道——但很顯然，造成一人死亡，寫信人的處境就很危險了。如果寫信人被找出來，人們絕對不可能把這件事當成笑話一笑了之。警方非常積極，一位蘇格蘭場的專家也介入了。現在，匿名信的作者保持匿名變得更加重要了。

既然「恐懼」是第一反應，那麼其他事情也會跟著發生。然而我當時也忽略了這些可能，儘管這些事是很明顯的。

2

第二天早晨，喬安娜和我下來吃早餐的時間都晚了。我是說，按照林姆斯托克的標準來說晚了。當時是九點半，如果在倫敦，這個時間喬安娜可能剛睜開一隻眼，而我恐怕還在夢裡呢。然而當帕特里奇問「早餐是八點半開始還是九點」時，喬安娜和我都沒好意思建議推遲一小時。

讓我不太高興的是，艾米·格里菲斯正站在門前的臺階上和梅根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