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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帝的書房內,朱由榔正與戶部尚書龔彝討論著國家財政的問題。
屋內燈火通明,映照著兩人憂慮的面孔,他們面前鋪開的賬冊記錄著大明每月龐大的開支,如同一道道沉重的鎖鏈,牽絆著帝國的前行。
“目前,朝廷每月的開支大約在五十萬兩白銀。”龔彝沉聲彙報,他的聲音中透露出一絲憂慮。
軍餉是每月必不可少的鉅額開銷,高達三十萬兩白銀。大明的常備軍力共達十六萬,其中劉文秀領有四萬雄兵,李定國手握五萬精兵,而朱由榔親自指揮的天威軍則有一萬勇士。白文選、馮雙禮、祁三升三位將領各率兩萬精兵,他們曾是孫可望的部下,現在則是朱由榔的親信。
基礎建設的費用同樣不容小覷,每月需五萬兩白銀。貴陽向外延伸至播州、鎮遠、遵義的官道正在緊張施工,這些道路是連線西川、湖廣和廣西的重要通道,對朱由榔而言,這是對未來的投資。
鐵礦石等原材料的採購,每月耗費約五萬兩白銀。儘管貴州礦產豐富,但受地形限制,運輸成本高昂。在陳應龍的建議下,朱由榔選擇從廣東的陽江、陽春等地購入鐵礦石。粵西地區目前還在大明義軍的控制之下,大明兩廣總督連城璧、東閣大學士郭之奇、虎賁將軍王興等在那裡組織義軍,抗擊韃子的靖南王耿繼茂。
糧草的採購也是一項重大開支,每月需五到十萬兩白銀。朱由榔不僅從湖廣購入糧草,還秘密派遣特工以糧商的身份,藉助鄭成功、張煌言等人的力量,從廣東、福建、浙江等地採購糧草。運輸成本在這項開支中佔據了很大一部分。
日常行政費用也需五到十萬兩白銀,使得貴陽府庫中的二百六十萬兩白銀,僅能維持大約五個月的開銷。
好訊息是,雲南、貴州的賦稅即將收繳完畢,預計能夠補充國庫二百萬兩白銀。這筆款項,對於緩解當前的財政壓力,無疑是一場及時雨。
昔日,孫可望帶領大西軍進入雲南,便大刀闊斧地實行了“營莊制”,將土地從權貴和土司手中收回,重新分配給百姓,以“官四民六”為標準,讓無數平民得以安居樂業。他在雲南興修水利,促進了農業的繁榮。他釋出“招撫百姓回家務業,不足者借給牛種”的復業令,鼓勵百姓迴歸農業生產。在政治上,他與明朝的官紳合作,在經濟上則剝奪他們的土地資源,同時將忠於明朝的土司武裝力量逐步收編為自己的軍隊。
這一系列政策,使得雲南一地“一年土產財賦,足供養兵之需”,為朝廷提供了充足的物資支援。
孫可望在雲南的一系列改革舉措,令朱由榔深受啟發,不禁思考起即將推行的商業稅試點改革。
當前大明的稅收體系混亂無序,特別是商業稅,其在國家總稅收中所佔的比重竟不足一成,這一現狀亟待整頓。
回顧明朝初期,商業稅起步較低,實行的是寬鬆的“三十稅一”政策。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商業日益興旺,商業稅收的潛力逐漸顯現。朝廷在諸如河西務、臨清、九江等關鍵商業交通要道設立稅關,對過往商人徵收商稅,以期增加國庫收入。
然而到了萬曆年間,商業稅的稅率不升反降,從“三十稅一”降至“六十稅一”,更對小規模商人實行免稅政策,年營業額在四十兩白銀以下的商販得以免稅。萬曆早期的商業稅收資料顯示,“鹽稅收入二百五十萬兩,茶稅十餘萬兩、市舶稅四萬兩、透過稅六十萬兩、營業稅二十萬兩,總額不過三百四十萬兩。”對於一個人口過億的泱泱大國而言,簡直是不可思議!
萬曆之後,商業稅的徵收實際上已停滯許久。這既是因為朱元璋時期定下的“重農抑商”政策影響深遠,也與朝廷稅收政策的混亂不無關係。
朱由榔心知,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制定新的商業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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