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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元旦剛過,寒風凜冽地颳著,彷彿要把世間的一切都吹個通透。

我懷揣著對未來的憧憬與忐忑,正式前往河汊公社上班,就此開啟了我長達22年的體制內國家幹部生涯。

河汊公社,在淮上縣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地理位置和人口耕地規模都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存在。

三萬多人在這裡繁衍生息,五萬多畝耕地像一塊巨大的拼圖,拼接出了這裡的生機與希望。

他位於泗洲湖東岸,那泗洲湖古堰宛如一條蜿蜒盤旋的巨龍,巍峨高聳,鑲嵌在這片廣袤土地的西域南北邊線上,像是守護著這片土地的忠誠衛士。

全公社的21個生產大隊,就像21顆星星,散佈在這片土地上,各自閃爍著獨特的光芒。

1980年的人均分配水平為121元,這個數字背後,有著特定的歷史含義。

他不同於現在所說的人均收入,是那個特殊年代裡,一個生產單位一年糧食及主副產品收入總額,加上林、牧、副、漁各項收入總和,除以該生產單位當年農業實際人口總數後得出的平均數值,這個數值像一把尺子,衡量著當年的經濟發展水平。

在淮上縣17個公社的排序中,這個數字處於中等水平。

然而,在全公社21個大隊裡,平樂大隊卻像是被遺忘在角落的孩子,人均分配水平只有可憐的65元,處於最貧困的狀態。

而我的家鄉河口公社河口大隊,人均分配水平已達到180多元,與河汊公社最高的大隊水平不相上下。

我初到河汊公社工作時,在公社機關幹部中,我是第21名國家幹部,就像一隻初入羊群的小羊羔,職務最低,年齡最小,也是唯一一位25歲以下未婚的國家幹部。

那時,我滿心渴望著能在1981年春節結婚,組建自己的小家庭。

我心裡想著,那將是一個充滿溫馨和幸福的小窩,有愛人的陪伴,有未來的希望。

可是,當我向縣委農工部領導請示時,他們的回答如同冷水一般澆滅了我心中的熱情火焰。

他們說,已婚的不談,未婚的最好等一年轉正後再結婚。

我當時真是懊悔極了,心想自己怎麼就這麼老實本分呢?其實,要是我不告訴他們,在上班前在家不太過分張楊地結婚,婚後再去上班,也許並不會有什麼事情。

可我當時就是覺得出於禮節應該提前告知,結果卻給自己帶來了麻煩。既然主管部門的領導已經明確表態,我也只能無奈地接受,畢竟我不想違背規定,而且我還年輕,等一等也無妨。

只是,我沒想到這會給我帶來更多意想不到的麻煩。

那時的公社機關,就像一個特殊的大家庭。在我的印象中,整個公社大院裡,大多數人都是單身漢,彷彿被一種孤獨的氛圍籠罩著。

只有黨委書記餘登科是雙職工,他和家人住在公社院子裡,那間房子就像一個溫暖的港灣,與周圍單身漢們的清冷形成了鮮明對比。其他機關幹部每天都在食堂裡吃飯,過著簡單而單調的生活。

黨委會和革委會共有10個人組成,他們是這個公社的領導班子成員,是公社的核心領導階層,如同領航的燈塔,指引著公社發展的方向。

黨委秘書曹永生是半脫產幹部,他是農業農村戶口,是從農村農業生產大隊農民隊伍中選拔出來的優秀成員。

他就像一個連線農村和公社機關的橋樑,身份特殊。

這類幹部是“文革”後期的特有產物,我知道他們不佔國家正式編制,每個月拿著26元的工資,外加適當的工分補貼,這些補貼是由所在大隊給予補助的。

他們就像一群在夾縫中求生存的人,雖然待遇不高,但卻充滿了對未來轉正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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