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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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況執法人又不是諸葛亮一個。諸葛亮公平,其他人也能保證公平?要知道,那些人不是荊州集團的,就是東州集團的,很難說他們不濫用職權,利用執法之便打擊益州集團。這一點,羅開玉先生的《“攻心”聯再研究》一文有很清楚的闡述,也請讀者自己檢視。
由此可見,無論任人唯賢,還是依法治國,都無法消除益州人士的“反側之心”。因為只要不改變“荊州第一,東州第二,益州第三”的“雞尾酒政權結構”,無論諸葛亮怎樣出以公心,在益州士族眼裡也都是“寬嚴皆誤”。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辦法就是發動對外戰爭,使國家長期處於戰爭狀態,以外戰防內戰。
這就是我要說北伐曹魏是“安內必先攘外”的原因。可惜的是,這一招不但未能搞掂國內的反對派,反倒加速了蜀漢的滅亡。
五 蜀漢為何而亡(1)
對於蜀漢政權的滅亡,羅開玉先生曾經發表過一個觀點,即“蜀漢表面上是亡於魏,實質上是亡於當地的土著豪族”(《“攻心”聯再研究》),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可以和孫吳作對比。晚年孫權統治的吳國,情況是很糟糕的,可謂法紀不立,言路不通,君臣猜忌,骨肉相殘,與諸葛亮領導下蜀國的政治清明剛好相反。然而,治理的最好的最先滅亡,治理的最差的國祚最長,這又是為什麼呢?原因之一,就因為孫權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了“吳人治吳”,實現了自己政權的“江東化”。江東士族既然已經把自己和孫氏政權綁在一起,實現了他們利益的“一體化”,那麼,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也要保衛東吳。
蜀漢則相反。劉備、諸葛亮不但沒有實施“蜀人治蜀”,實現自己政權的“益州化”,反倒不斷將益州士族底層化、邊緣化。在劉備、諸葛亮的統治下,益州士族政治上受排擠,經濟上受盤剝,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與蜀漢政權不但不是“同路人”,反倒可能是“對立面”。在這種情況下,蜀漢政權的領導人再優秀,再鞠躬盡瘁,再以身作則,都是沒有用的。益州士族不可能像江東士族那樣保家衛國,只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袖手旁觀,冷嘲熱諷,甚至幸災樂禍,裡應外合。利益,決定了益州士族的整體取向。
這裡面不能說沒有諸葛亮的責任。諸葛亮過高地估計了他政治理想的號召力。他不知道,此刻的曹魏已非當年的曹魏,“興復漢室”也早就成為過時的口號。因為對於士族地主階級來說,實行了“九品官人法”的曹魏比東漢還好,他們為什麼還要“興復漢室”?反倒是堅持漢初制度的蜀漢,完全沒有了吸引力。因此,益州士族不會真正支援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國方略。他們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來“解放”他們,以便實現他們的理想。我們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
益州士族的這個理想,是當時歷史發展的大勢所趨。這個趨勢告訴我們,士族地主終將登上歷史舞臺,成為中華帝國的統治階級。曹丕那裡已經這樣做了,孫權那裡也在做。所以,曹丕的魏,已不是曹操的魏;後期的吳,也不是前期的吳。他們都在為晉做準備,“反潮流”的是蜀漢。於是就有了這樣一個奇特的現象:司馬氏的晉,執行的是沒有曹丕的曹丕路線(儒家士族路線);諸葛亮的蜀,執行的卻是沒有曹操的曹操路線(法家寒族路線)。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法家寒族路線無法戰勝儒家士族路線,因此三國終將歸於晉。晉是不是就比魏、蜀、吳好?未必。在這裡,沒有個人好惡,也不作價值判斷,只是說出歷史事實。
這樣一來,我們對“攻心聯”就可以重新解讀了。我的解讀是:倘若能夠從根本上做通益州土著集團的思想(能攻心),他們的“不安之心”就會消除(反側自消),並不一定要透過對外戰爭來解決國內問題(從古知兵非好戰);如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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