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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嚴歌苓
我做過這樣的夢: 我和童年的自己並存,我在畫面外觀察畫面中童年或少年的自己,觀察她的一舉一動,她的一顰一笑;她或者聰慧,或者愚蠢可笑。當童年的我開始犯錯誤時,我在畫面外乾著急,想提醒她,糾正她,作為一個過來人,告訴她那樣會招致傷害,而我卻無法和她溝通,干涉她,只能眼睜睜看著她把一件荒唐事越做越荒唐。
在這個小說集裡,我和書中主人公穗子的關係,很像成年的我和童年、少年的我在夢中的關係。看著故事中的穗子執迷不悟地去戀愛,現實裡的我明知她的下場不妙,但愛莫能助。看著童年的穗子拋棄老外公,和“拖鞋大隊”的女孩們一塊兒背叛耿荻,傷害小顧,面對人心向惡的社會和時代,她和她年幼的夥伴們以惡報惡,以惡報善,成年的我只能旁觀。
穗子是不是我的少年版本呢?當然不是。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其中的故事並不都是穗子的經歷,而是她對那個時代的印象,包括道聽途說的故事給她形成的印象。比如《梨花疫》中的男女角,都真實存在過,但他們的浪漫故事,卻是在保姆們、主婦們的閒言碎語中完整起來的。我寫這兩個人物時,只有對男主角的形象和性格的清晰印象,對他傳奇背景的記憶。根據他的性格和背景,我找出這個愛情故事的邏輯,把當年人們猥褻娛樂式的閒話,拼接成穗子的版本。
史學家都不能對歷史有絕對發言權;他們呈現給我們的歷史,其實是他們版本的歷史。范文瀾的《中國通史》和柏楊的《中國人史綱》所記述的中國歷史,感覺就不同了。再看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你對同樣的歷史又重新認識了一回。史學家尚且如此,更何況文學家。對於《史記》,從我個人立場,我更取它的文學價值。
我喜歡讀人物傳記,有些自傳性的作品對我影響頗大,像《榮格傳》、《弗洛伊德傳》、伊薩貝爾·阿寅德的《波拉》,等等。他們的個人成長經歷,每一步都折射出國家、民族、科學的行進軌跡。正是他們的個人命運把我和他們國家的命運聯絡起來,使我對那些遙遠的國度有了切膚的感覺。所以,個人的歷史從來都不純粹是個人的,而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從來都屬於個人。
應該說這小說是最接近我個人經歷的小說。但我拒絕對它的史實性、真實性負責。小說家只需對他(她)作品的文學價值負責。正如世界萬般景色,給攝影家一半機會,給畫家另一半機會。攝影家無奈之處,是畫家得意之時,反過來也一樣。從林布蘭走向馬奈,莫奈,凡·高,是必然,人越來越把自己眼裡的,印象中的,心靈深處的世界和歷史當真了。我只想說,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定的原型;所有的故事,難免攙有比重不同的虛構,但印象是真切的,是否客觀我毫不在乎,我忠實於印象。
老人魚
穗子在成年之後對自己曾捱過的那兩腳記得很清。踢她的那隻腳穿棕色高跟鞋,肉色絲襪。
穗子果真在母親盛破爛的柳條筐裡見到了這些物證。從此穗子就相信自己在半週歲時就有記憶了。她當時被擱在一個藤條搖籃裡,外婆叫它“搖窩”。她半週歲時比別的嬰兒稍微小一點,也不如人家硬扎。這是外婆堅持把她緊緊捆在襁褓中的原因。穗子那天是個討厭的
嬰兒,怎麼也不吃哄,張開嘴直著嗓門哭喊,母親一眼看得見她兩塊嫩紅的扁桃腺。母親哄不好穗子就不能脫身,她哄得自己也哭起來了。就在這個時候,二十二歲的母親委屈地“咚”的一腳向搖窩踢去,搖窩成了個不倒翁,幾次搖得要傾翻。踢痛了腳的母親簡直委屈沖天,外婆拉也拉不住,但腳頭氣力畢竟被消耗了不少,因此母親掄出去的第二隻腳只把搖窩踢遠了,“砰”地撞在牆根。束手待斃的穗子渾身捆在襁褓內,自然感到一種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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