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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裡有些愧:安德烈多麼把我的一切當回事。我伸過手去,握住他擱在桌面上的手。他的夾克搭在我倆之間的一把椅子上,口袋裡插著今天的報紙。他一份報通常讀三部分:時事頭版,運動版和幽默漫畫。他讀到精彩的幽默故事,會打長途電話講給我聽。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撲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們的手指編織在一起,越編越密。所有的麻煩——便衣福茨給我的麻煩,都很值當。在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麼?他問。
沒在想什麼。我笑一下。
那你沒在想什麼?他笑起來真明亮:把你沒想的告訴我吧。
我笑著避開他。
你肯定想告訴我什麼事。他說。
沒事。
我就喜歡聽你的“沒事”。快把你的“沒事”講給我聽。
我看著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們的見面一開頭就弄得沉重。我縮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層雕塑般精美的奶油,塗在華夫餅上。它的表層有一個個方形的四處,我儘量讓每個小小凹處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層焦黃的餅一接觸奶油立刻發出折磨人的香氣。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卻仍不慌著下刀。熬得滾熱的楓樹糖漿從容器裡澆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線,線的一端墜入華夫餅的方形凹處。棕紅和奶白漸漸溶為一體;對一個飢餓的人來說,沒有比這奶油和糖漿的顏色更賞心悅目的東西了。我儘量矜持,儘量不露痕跡地嚥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從昨天中午到現在,我是第一次進食,似乎咀嚼和吞嚥這套動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嚥在我食道劃下傷口般清晰的軌跡。過分的飢餓使豐富的早餐不那麼美味,有些殘酷。豐富而殘酷的早餐劃開一條界線,一邊是我清貧的留學生日子,另一邊是未來外交官妻子的豐足。
安德烈說:我訂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勞拉和我們一塊兒去。她主動提出陪你去買衣服。
買衣服?
我想你肯定沒帶著看芭蕾的衣服。
勞拉是誰?
就是我剛才說的“波拉克公主”。她人不錯,志願陪任何女朋友買衣服,志願為你設計。
我想,兩種日子的懸殊就是我食道里這條微痛,創傷如此新鮮。
他說:你好像不餓?
還好。
我記得你最愛吃華夫餅!他說。
優秀的未婚夫總是必須替他們心愛的女人記住她們的最愛和過敏。安德烈是個沒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們一塊兒看芭蕾。
你不是星期一沒課嗎?
理查·福茨跟我約了星期一上午十點談話。
取消它。在他辦公室的留言機上留言,讓他改個時間跟你談話。
是審訊,安德烈。
取消它,管它是什麼。難道正常生活要給非正常事務讓位?
正常生活什麼時候敢不給非正常事務讓位?我說。
他考慮了一瞬,說,嗯,你是對的。這些人很煩,怪不得好萊塢的電影都把他們當反派。我發現他們很樂意當反派。
侍應生過來為我添水,兌熱咖啡。我們的話馬上停住。侍應生意識到插在了我們一句私房話中間,手腳立刻加快,嘴裡低聲說著“對不起”。
我看著侍應生的背影說:別那麼大聲地講FBI的壞話。
他不懂中文。不過你剛才說的FBI,他肯定懂。
你又把FBI重複了一遍。
安德烈和我一塊兒笑出聲來,那傳應生猛地回過頭,一見他回頭,我倆更笑得響亮。我百分之九十的時間傳應別人,好不容易同這墨西哥愣小子調個位置。
跟安德烈在一塊兒多好!好得讓我想到那句咒語“好景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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