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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一,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有著無法解釋的復活,要解釋除非我們接受這一事實:人們總願意並準備否定他們自己的命運。大地在執行,星球在執行,但不是人在執行:構成世界的一大批人是以惟一的一個整體形象出現的。 如果一個人不像基督那樣殉難,如果一個人能夠活下去,超越絕望感和無用感,那麼另一樁難以理解的事就發生了。好像一個人實際上死了,又實際上覆活了;一個人像中國人一樣,過一種超常態的生活。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快樂、健康、無動於衷,均不合乎自然。悲劇意識消失了:一個人像一朵花、一塊岩石、一棵樹一樣活著,既服從自然,又反對自然。如果你最要好的朋友死了,你甚至不費心去參加一下葬禮;如果一個人就在你眼跟前被有軌電車撞倒,你卻無事一樣,繼續走你的路;如果戰爭爆發,你讓你的朋友們上前線,而你自己卻對這場戰爭毫無興趣,等等,等等。生活成了一種公開的展示,如果你碰巧是一位藝術家,你就記錄下這轉瞬即逝的場面。孤獨消除了,因為一切價值,包括你自己的價值,都遭到摧毀。只有同情盛行,然而這不是一種人的同情,一種有限的同情——這是一種洪水猛獸,一種邪惡之物。你無所顧忌,因而你可以為任何人、任何事犧牲你自己。同時,你的興趣,你的好奇心,卻以令人討厭的速度發展著。這也是可疑的,因為它能夠使你喜愛一個領釦,也能使你喜愛一個事業。事物之間沒有根本的、不可改變的區別:一切都是流變,一切都不長久。你的存在的表面在不斷瓦解;但是在內部,你卻變得像金剛石一樣堅硬。也許正是你這個堅硬的、磁性的核心,不管人家願不願意,把他們都吸引到你這邊來。有一件事是肯定無疑的,就是當你死而復活的時候,你屬於大地,而任何屬於大地的東西,都不可分割地屬於你。你成了一種畸形的自然,一個沒有影子的人;你將永遠不會再死,而只是像你周圍的現象一樣消失。 我現在正在記錄的東西,在我經歷巨大變化的時候,是不為我所知的。我忍受的一切,從性質上講,是為這樣一個時刻作做了準備:有一天傍晚,我戴上帽子,走出辦公室,走出我迄今為止的私人生活,去尋找將要把我從活著的死亡中解放出來的女人。按照這個思路,我回顧了夜間漫步紐約街頭的情景,在那些白夜裡,我在睡夢中散步,看著我出生的城市,就像一個人看著海市蜃樓中的東西。和我一塊兒走過靜悄悄的街道的,經常是公司的偵探奧洛克。往往地面上鋪滿白雪,空氣中寒風凜冽。奧洛克沒完沒了地談論著偷竊、謀殺、愛情、人性、黃金時代。他有一個習慣,當他談起一個話題時,他會突然停在街中間,把他笨重的腳插在我的腳之間,使我動彈不得,然後,他會抓住我的上衣領子,把臉湊近我,盯著我的眼睛說話,字字句句就像手鑽鑽孔一般,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們兩人凌晨四點鐘站在街中間的情景,我仍歷歷在目,風咆哮著,雪花紛飛,奧洛克忘記了一切,只有他的故事滔滔不絕。我記得,在他講的時候,我總是用眼角觀察周圍的事物,不是注意他在說的話,而是意識到我們倆正站在約克維爾,或亞倫街,或百老匯大街上。他站在人類所創造的最雜亂無章的建築群中,一本正經地描述他那老調重彈的兇殺故事,我總感覺他有點兒瘋狂。在他談論指印的時候,我也許正在觀察他黑帽子背後一棟紅磚小樓的牆帽或上楣柱;我會想到上楣柱修建的那一天,想著誰會是這個上楣柱的設計者,為什麼他把它弄得這麼難看。我們從東區走到哈萊姆區,再走出哈萊姆區,如果我們願意繼續往前,再走出紐約,走過密西西比河,走過大峽谷,走過莫哈韋沙漠,走過美國每一個擁有住著男人與女人的建築物的地方,我們所看到的每一個劣等的、蹩腳的上楣柱,都跟這一個差不多。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得坐著聽別人的故事,那些老調重彈的貧窮與不幸的悲劇,愛與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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