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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兼顧人己兩個方面,不是隻為自己打算。他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想在事業上得到成功,也要幫助他人得到成功;自己想顯達於社會,也要幫助別人顯達於社會。這裡強調的是關心他人,幫助他人,是一種利他精神;所反對的是隻顧自己,拔一毛以利天下的事也不肯做的利己主義。
孔子呼籲“仁者愛人”是有針對性的。在那人吃人的社會里,誰沒有得到社會的愛護?當然不是統治者,而是被統治者,所謂“愛人”實際上是要求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發一點善心,把他們當人看,不要加重對他們的剝削壓迫。孔子要求統治者要剋制自己的貪慾,反省自己的過失,使自己的行為符合那時傳統的道德規範。孔子希望在位的統治者都成為“仁者”,具有恭、寬、信、敏、惠的美德。這五種美德對統治者是非常有好處的:“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澤足以使人”。
“仁者愛人”並非空洞的口號,有實際的內容。孔子要求統治者關心民間疾苦,“博施於民而濟眾”,即把自己多餘的錢財拿出來幫助缺衣少食的“民”,讓“眾人”得到好處。孔子已經注意到了社會的分配問題,認為當時的貧富懸殊極不合理。他說,社會財產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平均分配,社會就安寧了。如何平均呢?“博施濟眾”便是一法。均財富,損有餘,補不足,讓百姓得到實惠,這才是“愛人”。
另外,孔子還主張“節用愛人”。統治者驕奢淫逸,揮金如土,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他們所消費的東西是從哪裡來的?不用說是從百姓那裡搜刮來的。他們的花天酒地要以百姓的“啼飢號寒”為代價。統治者的奢侈就是百姓的災難。孔子看到了這一點,便提出“節用愛人”的問題。只有“節用”,剋制統治者的貪慾,才能減輕百姓的負擔,這樣就等於愛護了百姓。可見,“節用”就是愛人;反之,奢侈則是害人。
孔子仁者愛人(2)
孔子主張“使民以時”、“不誤農時”,這也為了“愛人”。在孔子的時代,一家一戶的小百姓每年要無償地為統治者服勞役,而且農忙時節也要服勞役。這樣,嚴重影響了耕播和收穫,給千家萬戶造成了損失。孔子並不反對服勞役,但反對在農民大忙的時候抽走勞動力,在孔子看來,作為統治者,做事要考慮到百姓的利益,百姓服勞役必須是在農閒的時候。
由上可知,孔子提出的“仁者愛人”是在對苦難中的百姓起保護作用,維護著百姓的實際利益,在為百姓講話,抑制統治者的貪慾。這個主張意在緩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具有社會的進步意義。
“仁”是一種美德,同時還是人的一種本性。在孔子看來,正因為人有這種美好的本性,人才不是動物,所以孔子說:“仁者人也”。這裡,孔子從人性的角度,進一步闡述了仁的重要性。
“仁”既然是人的本性,人的美德,那麼,作為一個人就不要違背“仁”,違背了就會做不仁的惡事壞事。仁之於人,猶如空氣和水,誰也離不開,哪怕是一頓飯的工夫也不可離開。當你匆忙的時候不要忘了它,當你在罹難顛沛流離的時候也不要拋棄它。人活著要不違仁、不棄仁,永遠與“仁”同在。
應該一生追求“仁”,為社會和人類做出貢獻,為了“仁”要肯於犧牲自己,不計較個人得失,見義勇為,乃至犧牲自己的生命。孔子說得好:“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種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精神形成了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宋代范仲淹講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明末清初顧炎武講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是這種傳統美德的體現,首先考慮的是天下國家,是民族的危亡,人民的生存,而不是個人的安危和榮辱。他們把孔子提倡的“愛人”推及到愛整個國家民族和全民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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