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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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上的‘蓋棺定論’是依據史實的，非是虛假。

因為《明史》的兩大貢獻人萬斯同和王鴻緒，都是治史良才，秉承黃宗羲的衣缽，注重史事實。而康熙、幹隆時期政治氛圍特別緊張，文字獄搞的特別殘酷，動輒就會有人因為文字獄事件而被滿門抄斬，這時候的史書編修們沒有必要為一個前朝的董其昌去走極端，犯政治上的錯誤。況且董其昌在清朝文字獄時期也是滿清統治者所打擊的物件，他關於“奴酋好殺，遼之怨恨上通於天”的言論令代清帝大為光火，他為同年袁可立所親筆撰文書寫數萬字的《節寰袁公行狀》四冊，因為有多處所謂“詆斥滿洲語句”的地方而遭到禁燬。因為袁可立、毛文龍等人因為長於明末建州兵事而成為清朝官方所需要刻意迴避的物件。清朝為董其昌粉飾作美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明史》對董其昌的評價是忠於史實的。

再有，董其昌所擔任的最高職務，是南京禮部尚書。永樂帝遷都北京後，在陪都南京做禮部尚書和在北京做禮部尚書是完全不一樣的，董其昌也算不上什麼特大的實權派高官，單憑這一點來證明董其昌權勢熏天，根本站不住腳。他的這點浮職虛位的權力無法達到如王振、汪直、魏忠賢那樣能魚肉官吏百姓的能力，揭帖所說董其昌“險如盧杞，富如元載，淫奢如董卓”是言過其實的。

哼，這一言論直接就從根本上認定了《明史》的史學價值。直覺上陳鳴就呵呵了。

但呵呵歸呵呵，這些事兒給陳鳴的影響力都很大。因為這些事兒都充分證明了官員親屬子弟的違法亂紀行為是一箇中國幾千年來的史遺留問題，是不可忽視的的一個重點。

再加上陳子峰這樣的現成例子，陳鳴就要正視這個問題了。

陳聰愁眉苦臉的，陳二寶、陳權、汪輝祖、龐振坤、熊炳章、劉文等也覺得嘴巴里苦澀的很，這事兒真不好辦。這要是公開了，他們那還不要成為全天下官員臭罵的物件啊。

可是看看剛才皇帝是怎麼說的？

“朕思慮再三，此事不可懈怠。諸卿都是國之重臣，朕的心腹肱骨……”那自然要為皇帝解憂嘍。

所以，苦也，大苦。

陳二寶、陳權、汪輝祖、龐振坤、熊炳章、劉文等人彼此相互遞著眼神，卻都只能俯首聽命。而他們臉上的苦澀，皇帝就像沒有看到一樣，繼續在說著自己的理由：

“為什麼要規範官員親屬？”

“這是預防違法亂紀和貪汙**問題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官員親屬在其管轄範圍內經商辦企業，由於資訊的不對稱和掌握資源的不平衡，很容易干擾和破壞市場經濟秩序，導致市場競爭的不公平，而且會導致**的滋生蔓延。

朕查了過去幾年的一些經濟**案例，此類事情不在少數，而還有一些經濟案件的處理物件只針對了官員的子女，對於官員自身卻並無太多牽扯。這是不對的。

這種事情的發生本身就影響了政府的形象，損害了國家的利益。久而久之，皇帝、官員的言行舉止就不再具備公信力，老百姓就不會再信任你說的話。”

陳鳴拿起了自己桌案上的一個厚厚的資料夾，嗓門調的更大，“最近幾年各地放查處的官員**案件中，有不少就存在透過親屬和兒子、女婿等經商辦企業，導致官商勾結、錢權交易、不當利益輸送等問題。在當地無一不產生很惡劣的影響。因此，規範官員自身和其親屬經商辦企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陳鳴依舊沒有給當官的斬斷經商這條路，但卻把官員本身和其親屬經商的